龙的传人！揭秘三星堆背后的古蜀文明

独特、浪漫，以神秘诡谲的青铜雕像为代表的青铜器群，让三星堆成为人类20世纪考古最重大发现之一。古蜀文明手笔恣意，创造出兼具狂放夸张与写实细腻的器物风格，惊叹世人的同时，揭开了三千多年前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一幕。

日前，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冉宏林做客南京博物院“南博讲坛”，讲述神秘面纱下的三星堆。

鬼斧神工，富于想象的人与神

提到三星堆，绕不开的便是那未曾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风格迥异的青铜器物。青铜人像、青铜神像、青铜面具等青铜群像，以及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形器等，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灿烂也最为个性的部分。“放眼整个中华文明，以人物整体来创造形象的，在古代艺术中并不多见。”冉宏林介绍，区别于以玉器、青铜礼器为特征的中原文化，三星堆更加特别地对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司、巫师的形象着墨。其他文明虽然重视祭祀，但到了近乎疯狂地举行祭祀仪式程度的，唯古蜀文明独一份。

要论青铜器刻画的人物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一个，足以领衔群像的非“青铜大立人”莫属。“大立人穿着的衣服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有点像现代的燕尾服。”冉宏林介绍，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人像高达1.8米，加上基座通高约2.6米。大立人头戴高冠，面目威严，身穿窄袖与半臂式服饰共三层衣服。“青铜大立人”是一代古蜀王形象，既是君王又是群巫之长“大祭司”。“他所身着的华服也很可能反映当时从事祭祀活动的高身份人群的服装样式。”

8号坑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神坛，整体造型十分繁复。神坛的层层高台之上，树立着不同造型的青铜人像，其中4人将神兽抬起，其余或蹲坐、或呈跪姿，手的姿态也不太一样。“每一边的中间各有一个坐在高台上的人物，尽管体型很小，但社会地位或级别应该是相当高的。”冉宏林认为，这很可能展现的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

夸张又写实是三星堆青铜器最为明晰的艺术风格。3件出土于4号坑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将这一风格生动再现。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是2021年出土的重要文物，从造型、纹饰等方面来说都是三星堆考古全新的发现。”

扭头跪坐人像全身重心在左肩与双手之间的卡槽位置，形态塑造也由此展开。细看面部，跪坐人像颧骨高耸、鼻梁挺拔，嘴唇微微抿着。因为是跪坐姿势，人像双腿外撇，在叠压后小腿肌肉发力，脚趾张开向大地借力，表现了正在用尽全身力气托举重物的人物形象。

“古蜀工匠们对人体细节关注度极高，在这件跪坐人像上，双手指背以浅凹痕巧妙地表现出指关节处的指窝，就连脚踝都有细致刻画。” 冉宏林说，“通过这些细部特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扭头跪坐人像是非常写实的人物形象。这件人像堪称同时代青铜造像的精品，代表了三星堆青铜铸造艺术的最高水平。”

龙的传人，“我心依然中国心”

光怪陆离的青铜造型，为三星堆覆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曾经，有不少人猜测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甚至可能来自外星文明。但事实上，三星堆文化并非异邦文化、外星来物，而是传承有序且自成体系。从考古发现而论，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元素。

三星堆所出土的青铜尊、罍，造型上基于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而来。现场，冉宏林列举出6件相似的铜尊。它们出土于不同地区，分别来自三星堆、重庆巫山、湖南洞庭湖地区和陕西城固。铜尊的腹部饰有羽状云雷纹，圈足上饰有云缧纹组成的饕餮纹，并开十字形镂孔，它们都是殷商青铜器的常见特征。“这些青铜尊外形几乎一样，相似的铜尊远到安徽阜阳都有出土。可以说至少在长江流域，青铜尊的造型都很相像。”

铜罍更是如此。三星堆与湖南洞庭湖地区出土的两件铜罍造型基本一致，冉宏林表示：“因为它们相似程度很高，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铸造出来的。”

有趣的是，铜尊属于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传统礼器，除此之外，还有斝、觚、鼎、鬲、甗等种类，但三星堆在借鉴中原文化时，独爱尊和罍，出土的容器也以二者居多。不过，相比中原青铜器的肃穆风格，三星堆尊、罍显得更加活泼，在铜尊肩部加上立鸟等装饰，在中原也前所未见。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作为祭祀仪仗的玉璋、玉璧、玉琮，和中原文化最具共性。“有领玉璧在整个中国大量存在，北到二里头，南到两广甚至越南北部都有出土。”冉宏林说，“三星堆出土的有领玉璧与殷墟妇好墓等地出土玉器如出一辙。玉璋和二里头等地出土玉璋也有相似之处，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三星堆和国内其他地方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中原文化影响的诸多遗痕，留在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核之中。“可以说，不论他们有怎样不同的外表，穿的、吃的多么不同，他们使用的器物又有何等的区别，三星堆的内涵事实上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有一颗中国心。”

“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有学者发现，《管子·水地篇》中这句对龙的形容，与甲骨文中，像是蚕蛹一样蜷曲的“蜀”字惊人地吻合。三星堆“中国心”的另一实证，正是不少龙形象器物的出土。

“三星堆把龙的形象演绎到极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冉宏林说，2022年“上新”的一件混搭虎头和龙身的铜龙引发了许多关注。它的头上有双角，嘴里衔着一件带刃的器物，眼睛正中点上了圆睁睁的眼珠，后身呈U字形翘起，造型极具动态与飘逸感。此外，爬龙形铜器盖和盘龙器盖，以及7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把手上均饰有龙形象。

“中国自古以龙为尊。从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蚌壳堆积而成的‘最早的龙’，到在二里头发现绿松石镶嵌着龙形象，再到后来，龙的形象深入到中国各类典籍与艺术作品之中，可以说，三星堆和中华文明有共同的信仰，它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

城邑广阔，三重城圈构成古蜀王国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4000多年以前，高度发达的蜀文化就已经存在。三星堆考古团队已经基本确认，三星堆遗址总体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中3.6平方公里以月亮湾小城、金包包小城及三星堆小城为核心区域。团队还确认，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位于穿城而过的马牧河南岸，三星堆城墙和遗址南城墙之间的中部，与城墙的城壕大致平行。

“通过研究历次发掘出的大量不起眼的陶器等器物，我们大致确定了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冉宏林介绍，距今4500年至4100年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核心在宝墩古城。而到了距今4100年至3900年的鱼凫三期文化时期，三星堆就转变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带。

“从这时候开始，三星堆都城和文化发展就奠定了基础，也一直延续了800年之久。”后来，三星堆文化又因种种原因重新归于普通地区，文化遗存断断续续持续到战国时期，前后共有2000多年。

通过勘探和对城墙的解剖，考古团队还基本掌握了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分布格局。“三星堆的城墙格局和明代的南京城有些相似，分为三重圈层，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里相对较早的多重城圈的城邑。”冉宏林说，“三星堆城墙由三种结构构成，最早是大的斜向单元城墙结构，到中后期，出现了第二种类似于‘几’字形结构，第三种就是由夯土累积起来。”

在这样的城墙结构之下，整个三星堆遗址分为若干个区块，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早形成的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月亮湾小城。

“之后，古蜀国人沿着月亮湾西墙向南和北墙向东，加筑三星堆城墙和东城墙，形成了第二重城墙。再到三星堆文化的晚期，东北部合围成一个8万平方米的小城，然后再向南扩展到南城墙，由此形成了如今三星堆城墙的总体结构。”

古蜀人的居住环境长什么样？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密集的居住遗址给出了答案。“居住遗址有大量木骨泥墙建筑遗存出现。这里的居住建筑分布和封建社会类似，城墙外类似郊区的地方大多是简单筑造的民居，而墙内的中心区域多是大型建筑。”

在月亮湾小城内，有一处高于周边2到3米的青关山土台，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自三星堆发掘以来最大的一处单体建筑遗址，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冉宏林介绍，经过考古复原，建筑原貌全部显现。这座干栏式两层建筑的功能远超一般居室的需要，很可能是宫殿性质建筑，复原高度达到13.7米（含台基），相当壮观。有专家推测，该建筑应该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处理朝政举行大型礼仪活动的专门场所，也许归为“朝堂”类建筑。

“现在，月亮湾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这片地区已经发现祭祀遗存和大型建筑，预计还会有手工业作坊遗存出现。”

“无字史书”填补中华文化演进序列缺环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所作《蜀道难》，给后世留下了古蜀国闭塞的固有印象。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仅让蜀国历史由传说变为信史，还打破世人对古蜀国封闭落后、未有礼乐的错误认知，将这个古老国度独具魅力的文明尽数展现。

三星堆古蜀人为何要挖坑埋藏如此之多的精美器物？这些坑到底是“祭祀坑”还是“灭国坑”？为了探寻古蜀国的秘密，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这片古蜀王都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勘探和发掘。

2022年，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在对近200个样品进行碳14测年后确定，除5号坑、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4、7、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均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埋藏年代的争议问题得到解决。

考古研究团队还宣布，将8号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了另一件文物的发掘中，3号坑与8号坑出土的文物残部成功拼对，兽托顶尊跪坐铜仁像由此完整。

“有的文物是提前打碎后，放进了不同的坑里，而且大多是大件破碎，小件完整。从破碎程度上看，这些器物是在同一个着力情况、同样的高度受力。”冉宏林介绍，考古团队从出土时各文物的不同破损情况中找出了一定规律，“几个坑里，器物埋藏方式都是先埋各种器物，然后再是大量象牙，最后盖上灰烬，用土把坑填平。”

“这说明，如此大量的器物不是在战乱时候埋下，也不是外邦人所为，而是古蜀人有计划、有规律地埋藏下来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团队还发现了红烧土和竹子的痕迹。冉宏林分析，“红烧土是建筑的残留物，竹子在先秦时也广泛用于建筑。在埋藏大量器物的时候，古蜀人的祭祀场所已经破损。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某种资源遭到破坏，无可奈何之下，将自己族群的祭祀用品留在了坑里。”

自2020年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至今，三星堆的文物“盲盒”不断开出新惊喜。这部由青铜浇筑的“无字史书”，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代表，填补了中华文化演进序列中的缺环，以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惊艳世人。而在这个广阔的古蜀王国上，考古勘探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记者 童棹凡

编辑: 童棹凡

来源：新江苏·中国江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