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微妙，犹如天宫——南朝东亚使臣眼中的南京

“城郭庄严，清净无秽，四衢交通，广博平坦。台殿罗列，状若众山，庄严微妙，犹如天宫。”430年，诃罗陁国使臣来到六朝都城建康，在国书中如此赞叹。作为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建康很早就开展了与海外的交流活动，东亚各国曾视其为华夏正朔的文明中心。

3月20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锋从古时来到南朝朝贡的外国使者眼中，看历史烟尘里的都城建康。

南朝交流东亚，推进日本文明发展

亚欧大陆的东方，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自汉代开始，两国开始了悠远的人文交流历史。在六朝时期，中华文明对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诸国产生了活跃交流，其广度与深度都较秦汉时期有明显发展。

“虽然隔着大海，但是中日之间的交往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张学锋介绍，南朝时期在日本历史上与邪马台女王卑弥呼时代到崇峻天皇在位相对应，也就是日本考古学中的古坟时代。

奈良县黑冢曾出土独见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大型铜镜。因外缘截面呈三角形，主体装饰包括神像和兽形得名三角缘神兽镜。从形制、花纹和铭文等看，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镜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就是《魏书·倭人传》所载曹魏馈赠给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的铜镜。

后来，奈良出土的铜镜越来越多，见诸报道的此类铜镜将近600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提出，三角缘神兽镜并非魏镜，而是由渡海抵达畿内的吴国工匠制作。王仲殊基于考古发现的三国时期铜镜的纹样分析，认为神兽母题仅见于长江流域，因此三角缘神兽镜并非魏镜，而是吴镜。张学锋解释，在奈良有这样大量的铜镜出土，可能并不会仅靠赏赐得来，而是由南京周围的匠人渡海去往日本，在当地铸造而成。

“近年，在南京江宁区江宁镇东汉墓出土了一面三角缘镜，虽早于古坟时代几百年，但镜上的松伞纹、锯齿纹和三角缘等特征，至少符合奈良三角缘神兽镜12个形制特点里的一半，这给了我们更多的遐想空间。”

张学锋介绍，在六朝之前，东晋末年的义熙九年，就已经有倭国使臣到达了东晋都城。《晋书·安帝纪》有载：“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到了日本倭五王时期，很多使者来到建康城，而且不再是通过朝鲜半岛这一中介来交流，可以说对日本历史与文明向前推进有重要意义。”张学锋说，“明确为倭五王派遣的使臣，中国史料有记载的共计10次。”

“其中大明四年与大明六年、升明元年与升明二年，在靠的这么近的年份内都有记载，是不同的遣使还是同一次遣使，还存在一定疑问。”此外，南朝齐建国时“进倭王武为镇东大将军”，23年后南朝梁建国时“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张学锋分析，这样的进封是否伴随着使臣派遣，也有待考量。

有学者认为，倭国是在高句丽的胁迫下同赴东晋，并从《太平御览》卷九八一所引《义熙起居注》佚文所载倭国贡品貂皮、人参中找到了依据。“貂皮、人参不可能产自日本，日本学者据此认定倭国并非自愿来到中国。但按中国史书的记载体例，史书中仅说明了高句丽、倭国及铜头大师三国在同一年遣使来到东晋，并不意味着倭国与高句丽一起来到东晋都城。”张学锋说。

建康宫城形制变化影响世界

倭国使臣来到建康，留下的第一份记忆便是都城印象。张学锋介绍，汉六朝时期，建康附近的长江江面宽度超过30公里，流经建康的秦淮河宽度也在140至150米之间。从南京古时地形来看，当时建康城西北、东南向分别是古玄武湖湿地与古燕雀湖湿地，供人居住的空间有限。“当时的建康城核心区域相当于今天的新街口至大行宫，南至夫子庙范围。”

“孙权迁都后，并没有在建业繁华的居民区建造宫殿，而是选择了一片空旷的地方。”最初，孙权自武昌到达建业，利用的只是其兄长沙桓王孙策的旧将军府，一个远离居民区的军营。此后，孙权在秦淮水北七八里处的空旷土地上先后建设了多座官殿和苑囿。太初宫为主要宫殿，后又建成苑城、南宫、昭明宫、太子西园以及治城、石头城等多处宫殿和城垒。“孙吴时期建造的各个宫殿规模都不大，作为主宫的太初宫周回也只有五百丈，大约是1150米。”

“可以看出，孙吴时期的宫殿没有得到很好规划，需要一处宫殿就建一处。从这样的建造方式可以看出，当时的都城建业是由多所不同性质的宫殿、城垒构成的，还没有形成单一宫城的都城性质，这是对先秦两汉‘多宫制’的继承。”

后来，孙吴诸宫在西晋平吴的战争中因孙皓的降服未遭到破坏，但在随后的动乱中几乎被焚烧殆尽。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在丞相王导的主持下，建康宫都得以重新建造。

“新建设的建康宫都对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张学锋介绍，宫都首先确立了贯穿宫城和都城南北的中轴线——御道，总长约3074米，还废除了曾经的“多宫制”，转而将各类宫殿集中到单一的宫城之中。“宫殿、城门、苑囿的名称几乎全部采用西晋洛阳的旧称，不难想象，新建的建康宫都，就是对西晋洛阳的模仿。”

张学锋曾在《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一文中，将始于曹魏、终于隋唐的历代都城所特有的规制命名为“中世纪都城”。“中世纪都城”在华北地区始于曹魏邺城，以后的北魏平城、北魏洛阳、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洛阳城均踵其迹。张学锋认为，“中世纪都城”有别于古代都城的多宫制形式，东晋南朝虽然立国于江南，但东晋成帝时规划设计的建康城，也没有逸出中世纪这一时代的框架，成为“中世纪都城”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

不仅在中国，建康宫城的建城模式还影响到日本京都、奈良及朝鲜半岛的百济等都城，并影响了后世宫室建设的形制。张学锋补充，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及统一新罗的王京、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等，均能纳入到“中世纪都城”的系列中去。“可以说，中世纪都城具有世界史意义。”

建康为外来使臣专设礼仪空间

“中国的城墙总给人一种高大坚固的印象，但倭国使臣看到的东晋末年和刘宋时期的建康城墙并非如此。”张学锋介绍，倭国使臣看到的建康城墙，实际上只是表示都城范围的栅栏或者篱墙。根据《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高帝建元二年四月条：“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唯设竹篱，而有六门。”萧齐建国后的建元二年十月，都城墙才逐渐改造成夯土包砖墙，这是倭国使臣未能看到的风景。

倭国使臣来到建康，住在何处？唐人许嵩撰《建康实录》中记载：“仪贤堂，在宣阳门内路西，前则鸿胪寺。宣阳门道西即客馆省、右尚方，并在今县城东一里二百步。”张学锋解释，东晋客馆位于都城正门宣阳门内御道西侧，也就是现在火瓦巷和马府西街交界处西北角洪武路高层所在地。这个位置，与后世隋唐长安城皇城正门朱雀门内道西的鸿胪馆一致。“东晋义熙九年到达建康的倭国使臣应该就在这一带活动，这也是当时建康设立的礼仪空间。”

南朝时期，建康城中各种礼制建筑及观念上的外郭空间最终形成。和东晋不同，南朝建立南、北二客馆，后者仅安置北朝来使，位于更远的建康城外郭城外。倭国使臣应当均居住并活动于南客馆附近，接触到东晋、南朝建康城核心的礼仪空间，并将这些制度传播回国。

《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有载：“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太平御览》载“显仁馆，在江宁县东南五里青溪中桥东湘宫巷下，古高丽使处”。萧梁时期，显仁馆是高句丽使节居住或工作的场所，这一带临水傍湖，青山远眺，风景优美。但由于当时倭国再未遣使建康，因此无缘目睹诸馆林立、层楼迭起的景象。

负责接待倭国使臣的南朝高官又有何面貌？南京栖霞区仙鹤观东晋贵族墓葬出土的东晋蝉纹金珰展现出当时高官的装饰样式。蝉纹金珰顶部起尖，呈山形，主题纹饰为镂空状的蝉纹。自汉至晋，蝉纹金珰常与貂尾匹配，合称“貂蝉”，为侍中、常侍的标志性冠饰。“身穿宽袖长袍，头戴黑色透明的纱帽，蝉纹金珰戴在帽内，用貂尾穿插，组成了‘貂蝉’。”张学锋介绍，这就是南朝高官的正式穿着。

古人眼中的倭国

史书记载中，最早对倭国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物产等有明确记录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公元2世纪末，日本部落林立，邪马台国是其中势力最为庞大的部落。女王卑弥呼统率周围的奴国和伊都国等许多部落，多次向魏国朝贡。

《三国志》中还记载：“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古代，倭国人来到中国自称是‘夏后少康之子’，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浙江人的后代。吴越时期，当地人也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张学锋说。

南朝梁代萧绎所绘《职贡图》中，还将倭国使臣描画成这样一番模样：头戴帽子，身穿披肩，系带束在腰腹，光脚站立，双手合握执礼，透露出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张学锋分析，古人认定倭国在今浙江、福建以东，物产、风俗与海南岛相近，或许是对倭国认知的一个误解。

尽管当时的古人没能明确倭国的准确位置，但其与中国历代的朝贡关系已在历史文献中明晰，并在考古学层面得到证实。

“在古代，中国以自己为核心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册封体系，外邦使臣带朝贡拜见，天朝以封赏回赠。”《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录了当时两国往来：“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

出土于日本九州的汉委奴国王印，印章刻下的“汉委奴国王”字样，是对古代中日关系的很好佐证。

“金印的制式，透露出古代的世界秩序。把汉委奴国王印和扬州出土的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云南出土的滇王之印一同比较就能发现，对于那些身居南蛮、东夷之地的王，汉代皇帝不会赏赐与本朝诸侯王相同规格的龟印，而是以蛇印代替。”张学锋介绍，汉委奴国王印中，金印展露出由龟钮或驼钮临时改成蛇钮的痕迹，这样的改造正印证了当时倭国属于中国的藩属国一级。而且，汉委奴国王印和滇王之印制式基本相同，其长宽尺寸符合汉代实行的“寸”度量单位。“可见，这枚印章可能是由于当时没来得及铸造专门给倭国的赐印，帝王就命人把现成的更高等级印章做了修改，再拿来赏赐给使臣。”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记者 童棹凡

编辑: 童棹凡

来源：新江苏·中国江苏网